苏轼的人生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
苏轼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曲折。他虽才高八斗,却总不得重用,或因做诗不慎,或因出言直率,一再被他的政敌们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害得他在将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谪中度过的。
苏轼一生为官,就任过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知州,也出任过中书舍人、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朝廷命官,却在62岁高龄时出任儋州(海南岛)别驾(知州的佐官),并且做了将近3年。
苏轼有着多年的贬谪生涯,然而他并不灰心丧气,每到一地,总想着造福一方百姓。
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扩展资料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神宗时苏轼任祠部员外郎,熙宁五年(1072年)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三年后移知密州、徐州、湖州。熙宁十年四月,赴任徐州。元丰二年,四十三岁时,他因乌台诗案”入狱。翌年被贬至黄州,在黄州“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当时佛印担任庐山归宗寺住持,二人时有往来。苏轼有《戏答佛印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禅床。”元丰七年(1084年)离开黄州。
宋哲宗即位,回朝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元祐四年(1089年)拜龙图阁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绍圣元年(1094年)被章惇贬谪至惠州、儋州(海南岛)。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孙氏馆,终年六十四岁。谥号“文忠”。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慰平生)。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号文忠(公)。故有“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荣誉之称。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且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宋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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