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平经历的三个阶段 可以把苏轼的人生分为几个阶段?
苏轼（1036—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今四川县名）人。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七岁知书，十岁能文。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中同榜进士，世称“三苏”，但以苏轼的影响为最大，他是北宋杰出的诗人、词人和散文家。
苏轼中进士时二十二岁。他的政治生涯是在北宋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中度过的。对王安石的变法，他的态度比较保守，曾多次上疏陈述新法的弊害，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要求外放，先后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今江苏徐州市）、湖州（今浙江湖州市）等地方官吏。后因御史弹劾他以诗讪谤朝廷而被捕入狱。出狱后，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宋哲宗时，旧党执政，苏轼内调为翰林学士、侍读、龙图阁学士。因他多年外放，对新法的优点已有体验，此时废弃新法，他反而出面反对。因此，他又再次外放，先后出任杭州、颖州、扬州、定州等地知州，做过一些于人民有利的好事。宋哲宗赵煦亲政后，起用新党，罢斥旧党，苏轼竟被放逐到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儋州（今广东海南岛儋县）。徽宗赵佶即位，遇赦北还，卒于常州旅舍。
苏轼是文学艺术上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家，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均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独创的成就，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诗歌创作扫荡了宋初纷华绮靡的恶习，给宋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奠定了宋诗的独特面貌。他的优秀诗篇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并讽刺了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抒写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描绘祖国壮丽河山，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在词的创作上，他是革新的主将，其贡献远远超过他以前的词人。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例如咏史、游仙、悼亡、惜别、登临、宴赏，以及山河风貌、田园风光、参禅悟道、哲理探讨等等，他几乎无所不写。他摧毁了词原来所具有的那种狭隘的藩篱，改变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为词的发展开拓出广阔的天地。他以诗为词，把词扩大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并且在形式、语言、音律等各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的词风豪迈奔放，笔力雄健，清新自然。
苏轼政治失意，长期遭受贬谪，经历十分坎坷，但他却能始终保持乐观豪迈的精神。但是，另方面，由于他受老庄思想影响，所以在诗、词和散文创作中，经常流露出超然物外，隐退避世与孤芳自赏等消极思想，即使在那些比较积极的作品中，也同时杂有这些消极成分。艺术上，他以议论为词和用典过多，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词的形象性，甚至对后人产生过不良影响.有《东坡乐府》，存词三百余首。
苏轼二十一岁以前。苏轼的父亲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这一阶段，苏轼对于政治十分乐观，又正值风华正茂。
第二阶段
嘉佑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弟子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此时苏轼心中不止有了走好仕途的志向，更是产生了渴望改变朝政的想法，也为他后来遭受种种磨难埋下伏笔。
第三阶段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五岁。
这一阶段，苏轼的仕途和人生遭遇了许些波折磨难，使他产生了轻微的厌世思想，但内心仍希望改变朝廷的现状，却无奈一波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