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经历 苏轼一生经历概括
一、苏轼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1-3]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4] 。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4] 。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4]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二、苏轼的命运可以概括为三起三落：
1、“一起”：步入仕途。公元1057年苏东坡22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一年录取进士388人，苏东坡名列第二，他的弟弟苏辙名列第五。他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后来收入《古文观止》，使他名震京师、脱颖而出。考中进士后，苏东坡第一个职务是陕西凤翔府判官，品级不高，从八品，扎扎实实干了将近3年。
被召回朝廷后，他任职史馆(国家图书馆)，在那里读了很多书。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下派到杭州做通判，做了2年零9个月。然后到密州任太守(公元1074年)，当时38岁，属于“年轻干部”。后来又转任徐州太守2年，湖州太守3个月。可以看出，苏东坡步入仕途后，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被提拔重用。
2、“一落”：大难临头。公元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苏东坡被关在御史台审讯130天。乌台就是御史台。为什么叫乌台？唐朝时御史台内有几棵大柏树，乌鸦在上面筑巢，所以把御史台叫乌台，一直沿用下来。
案件是因文字而起的，所以叫“乌台诗案”。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新党与旧党之争。苏东坡反对变法，站在旧党一边。李定和舒亶等人千方百计迫使宋神宗给他定罪。政敌一心想置他于死地，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重臣、不杀士大夫。宋神宗又特别爱惜人才，所以就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贬。
贬到哪里去呢?黄州。黄州当时是下等州，贫穷落后。长江自北向南折向东绕城而过，巴河自北向南注入长江，长江和巴河一起把黄州围得像一口井，苏东坡说：“黄州真在井底”，相信是有感而发的。但苏东坡毕竟人才难得，宋神宗也不想太亏待他。好在黄州离开封不远，基本生活还有保障，就把他贬到这里来了。
3、 “二起”：东山再起。公元1085年4月，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也就是皇太后摄政，尽废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也使苏东坡青云直上。先任登州太守，到任5天就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短短17个月时间，苏东坡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跃升了12个官阶。
4、“二落”：知难而退。太后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苏东坡坚持原则，反对全盘否定。因与太后和司马光政见不合，苏东坡觉得不开心，一再主动请辞外放。公元1089年7月至公元1091年2月，出任杭州太守1年零7个月。
5、“三起”：再回朝廷。苏东坡公元1091年3月回朝，当了7个月的吏部尚书，然后出任颍州、扬州太守，再任兵部尚书1个月、礼部尚书9个月。从苏东坡频繁的上下左右调动，反映了朝廷当时极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太后对苏东坡极为赏识，希望他作为与新党制衡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苏东坡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6、“三落”：一贬再贬。公元1093年9月，太后驾崩，18岁的哲宗亲政。哲宗的心灵已经有些扭曲，太后摄政时，他基本上是个局外人，大事小事与他无关。他很郁闷，刚一亲政，就变本加厉地进行政治反扑，无情打击“元祐党人”。先把苏东坡降为定州太守，赶出京城;上任1个月又被贬到遥远的惠州，在那里住了2年零6个月;再贬，被贬到更远的儋州，就是今天的天涯海角。
扩展资料：一、苏轼文学成就
1、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
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2、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
“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
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3、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
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
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二、艺术成就
1、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
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2、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人物生平
1、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2、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3、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扩展资料
苏轼晚年
公元1099年，62岁的苏轼被贬到昌化军（属今海南省）。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一直在祖国的南方讨生活，可悲的是距离京城越来越远，官职也越来越低。
被贬到昌化军的苏轼原本寄居在一所官屋中，但是后来被朝廷听闻，不得不搬出。为了有一处休息之地，苏轼只好在儋州城南桄榔林下自己筹建一处住宅，名曰桄榔庵。
而在桄榔庵居住之时，晚年苏轼写下了极为伤感的一首宋诗，10个字写尽无限落寞。且看：
倦枕厌长夜，小窗终未明。
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
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
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
译文：凉气阵阵袭入卧室，月光把庭院的角落都洒满了。好一个清秋月夜！夜越来越凉，露水越来越重，在竹叶上凝聚成许多小水珠儿，不时地滴滴答答地滚落下来；此时月照中天，映衬得小星星黯然失色，像瞌睡人的眼，忽而睁，忽而闭。
月亮已经西沉，大地渐渐暗下来，只看到萤火虫提着小灯笼，闪着星星点点微弱的光；那竹林外小溪旁栖宿的鸟儿，已经睡醒，它们互相呼唤着，准备结伴起飞，迎接新的一天。 这一夜思考着千桩万桩的事，哪一桩不与战事有关？彻夜难眠啊，只能枉自悲叹如此良夜白白地逝去。
这首宋诗的题目是《倦夜》，写于某一个夜里惊醒的凌晨。晚年的苏轼极尽落寞，虽然时常还会有旷达之语，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那种说不尽的痛楚还都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是这首诗歌当中的“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写出了苏轼当时居住环境的荒凉，借以反衬苏轼自身的无限落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父子、兄弟、叔侄并称的著名例子不少，如汉末三国时期的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合称“三曹”，三国后期的阮籍与其侄阮咸并称“大小阮”，西晋的陆机与其弟陆云并称“二陆”，潘岳与其侄潘尼并称“两潘”，明代公安派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合称“三袁”，等等。就整体水平和社会影响而言，三苏父子无疑是最高的。在名垂青史的“唐宋八大家”(均为散文作家)中，他们一家就占了三位，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奇迹。其中，苏轼的成就尤其惊人：在散文方面，他与北宋古文运动领导欧阳修并称“欧苏”；在诗歌方面，他与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并称“苏黄”；在词作方面，他开创了豪放派，与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像苏轼这样在诗、词、文三方面都达到一流水平，作出巨大贡献的全能作家，在文学史上大概难以找到第二人。再加上他精于书法，被尊为“宋四家”之首(另三家为黄庭坚、米芾、蔡襄)，又擅长绘画，后人称其诗、词、文、书法、绘画“五绝”，真是千古一人，千古一人啊!
就是这样一位天才作家，其人生经历却充满坎坷，饱尝艰辛。
早在青少年时代，聪颖好学的苏轼便“奋厉有当世志”，具有报国安民的雄心。嘉礻右二年(1057)，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以其卓荦不群的才华而名震京师，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然而，就在此时，其母程氏病故，苏轼立即与父亲、弟弟回乡奔丧，并在家守丧两年。此后十年，苏轼又先后遭受丧妻、丧父之痛，仅仅当过三年多的凤翔府签判。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尽管苏轼主张革新政治，却力主渐进，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引起新党的不满。苏轼历任地方官，看到新法推行中的若干弊病，常常作诗讥讽，更激化了与新党的矛盾。元丰二年(1079)，新党中的投机政客以“谤讪新政”的罪名将他逮捕，企图将他置于死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经过多方营救(包括已经退隐的王安石的上书营救)，苏轼被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是他在政治上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神宗死后，哲宗嗣位，高太后控制朝政，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也被起用，先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礼部尚书。旧党尽废新法，苏轼则有所保留，主张兼用所长，这又引起旧党的不满，他只好一再要求出任地方官。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早已变质的新党重新得势，苏轼连连遭到打击，先后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海南儋县)，成为被放逐到天涯的孤臣。直到元符三年(1100)，他才受命由儋州渡海北返，次年便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五岁。总之，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党与旧党斗争的夹缝之中，几起几落，饱经忧患。虽然他任地方官时有所作为，但却远远没能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抱负。晚年的他，更是境况凄凉，令人悲叹。
然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苏轼决非那种悲悲切切、顾影自怜的落魄者，而是一个豪迈洒脱、个性鲜明、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确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苏轼尽管有失望，有牢骚，有悲愤，却始终在追求人生的价值和个性的张扬。这首先取决于他那高尚正直的人格，忧国忧民的精神，乐观开朗的胸襟，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而这一切，都倾注于他终身不怠的文学创作之中。
文学，抒发了苏轼的理想与壮志。例如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的上片写出猎的盛况，下片抒报国的豪情，“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尤为形象传神，令人振奋。又如那首更加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全篇气势磅礴，格调雄浑，撼人心魄，为宋词开创了全新的境界，被誉为“千古绝唱”。吟诵这壮美的词章，谁能想到苏轼已经被贬黄州，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文学，挥洒着苏轼对生活的热爱。这里有对祖国美好江山的生动描写，如传诵极广的七绝《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里有对生活场景的信笔抒写，如七律《新城道中二首》(其一)：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雨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这里有珍惜生命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绵邈深情，如七绝《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这里还有他对生活哲理的独特发现。例如充满机趣的七绝《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寥寥二十八字，大处着笔，发人深省，远远高出那些具体描写庐山风貌的诗篇。“不识庐山真面目”一语，已化为妇孺皆知的熟语，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又如另一首七绝名作《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明丽的画面上，动静相映，生意盎然。“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句，联想既出人意表，又深含物理与哲理，真是神来之笔。
正是由于对生活充满热爱，苏轼从来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而是永远含笑面对人生。即使晚年贬谪岭南，处境艰危，他仍然随时去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如《食荔枝二首》其二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轻松的笔调中，透出的是独立不倚的个性。
文学，浸透着苏轼感人至深的真情。这里有生死相依的兄弟之情，如《系御史台狱寄子由二首》(其一)云：“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有温馨难忘的朋友之情，如七律《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中云：“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有刻骨铭心的夫妻之情，如那首催人泪下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还有真挚纯洁的男女之情，如那首清丽婉约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文学，寄托了苏轼对美好人生的向往。最能代表这种向往的是那首极富浪漫色彩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全篇写得酣畅淋漓，摇曳多姿，结句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不仅是苏轼在苦恼人生中的真诚愿望，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向往幸福的共同心声。
是的，文学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苏轼的精神家园，是其生命意义的集中体现。而苏轼本人，也已化作不朽的文学精灵——西蜀山水孕育的文学精灵，永远激励和指点着在人生的旅途上艰苦跋涉，在文学的峰峦间奋勇攀登的人们。
苏轼的人生经历
苏轼：不朽的精灵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父子、兄弟、叔侄并称的著名例子不少，如汉末三国时期的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合称“三曹”，三国后期的阮籍与其侄阮咸并称“大小阮”，西晋的陆机与其弟陆云并称“二陆”，潘岳与其侄潘尼并称“两潘”，明代公安派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合称“三袁”，等等。就整体水平和社会影响而言，三苏父子无疑是最高的。在名垂青史的“唐宋八大家”(均为散文作家)中，他们一家就占了三位，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奇迹。其中，苏轼的成就尤其惊人：在散文方面，他与北宋古文运动领导欧阳修并称“欧苏”；在诗歌方面，他与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并称“苏黄”；在词作方面，他开创了豪放派，与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像苏轼这样在诗、词、文三方面都达到一流水平，作出巨大贡献的全能作家，在文学史上大概难以找到第二人。再加上他精于书法，被尊为“宋四家”之首(另三家为黄庭坚、米芾、蔡襄)，又擅长绘画，后人称其诗、词、文、书法、绘画“五绝”，真是千古一人，千古一人啊!
就是这样一位天才作家，其人生经历却充满坎坷，饱尝艰辛。
早在青少年时代，聪颖好学的苏轼便“奋厉有当世志”，具有报国安民的雄心。嘉礻右二年(1057)，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以其卓荦不群的才华而名震京师，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然而，就在此时，其母程氏病故，苏轼立即与父亲、弟弟回乡奔丧，并在家守丧两年。此后十年，苏轼又先后遭受丧妻、丧父之痛，仅仅当过三年多的凤翔府签判。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尽管苏轼主张革新政治，却力主渐进，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引起新党的不满。苏轼历任地方官，看到新法推行中的若干弊病，常常作诗讥讽，更激化了与新党的矛盾。元丰二年(1079)，新党中的投机政客以“谤讪新政”的罪名将他逮捕，企图将他置于死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经过多方营救(包括已经退隐的王安石的上书营救)，苏轼被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是他在政治上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神宗死后，哲宗嗣位，高太后控制朝政，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也被起用，先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礼部尚书。旧党尽废新法，苏轼则有所保留，主张兼用所长，这又引起旧党的不满，他只好一再要求出任地方官。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早已变质的新党重新得势，苏轼连连遭到打击，先后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海南儋县)，成为被放逐到天涯的孤臣。直到元符三年(1100)，他才受命由儋州渡海北返，次年便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五岁。总之，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党与旧党斗争的夹缝之中，几起几落，饱经忧患。虽然他任地方官时有所作为，但却远远没能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抱负。晚年的他，更是境况凄凉，令人悲叹。
然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苏轼决非那种悲悲切切、顾影自怜的落魄者，而是一个豪迈洒脱、个性鲜明、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确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苏轼尽管有失望，有牢骚，有悲愤，却始终在追求人生的价值和个性的张扬。这首先取决于他那高尚正直的人格，忧国忧民的精神，乐观开朗的胸襟，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而这一切，都倾注于他终身不怠的文学创作之中。
文学，抒发了苏轼的理想与壮志。例如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的上片写出猎的盛况，下片抒报国的豪情，“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尤为形象传神，令人振奋。又如那首更加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全篇气势磅礴，格调雄浑，撼人心魄，为宋词开创了全新的境界，被誉为“千古绝唱”。吟诵这壮美的词章，谁能想到苏轼已经被贬黄州，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文学，挥洒着苏轼对生活的热爱。这里有对祖国美好江山的生动描写，如传诵极广的七绝《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里有对生活场景的信笔抒写，如七律《新城道中二首》(其一)：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雨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这里有珍惜生命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绵邈深情，如七绝《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这里还有他对生活哲理的独特发现。例如充满机趣的七绝《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寥寥二十八字，大处着笔，发人深省，远远高出那些具体描写庐山风貌的诗篇。“不识庐山真面目”一语，已化为妇孺皆知的熟语，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又如另一首七绝名作《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明丽的画面上，动静相映，生意盎然。“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句，联想既出人意表，又深含物理与哲理，真是神来之笔。
正是由于对生活充满热爱，苏轼从来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而是永远含笑面对人生。即使晚年贬谪岭南，处境艰危，他仍然随时去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如《食荔枝二首》其二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轻松的笔调中，透出的是独立不倚的个性。
文学，浸透着苏轼感人至深的真情。这里有生死相依的兄弟之情，如《系御史台狱寄子由二首》(其一)云：“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有温馨难忘的朋友之情，如七律《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中云：“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有刻骨铭心的夫妻之情，如那首催人泪下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还有真挚纯洁的男女之情，如那首清丽婉约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文学，寄托了苏轼对美好人生的向往。最能代表这种向往的是那首极富浪漫色彩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全篇写得酣畅淋漓，摇曳多姿，结句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不仅是苏轼在苦恼人生中的真诚愿望，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向往幸福的共同心声。
是的，文学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苏轼的精神家园，是其生命意义的集中体现。而苏轼本人，也已化作不朽的文学精灵——西蜀山水孕育的文学精灵，永远激励和指点着在人生的旅途上艰苦跋涉，在文学的峰峦间奋勇攀登的人们。
宋词是我国古代文苑中的奇葩之一，而宋词又有豪放与婉约之分。苏轼作为豪放的掌门人，一代文坛盟主，对词的贡献尤大。他一生在政治上跌宕起伏，充满坎坷和悲剧；在文学上却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全才。他这一文学巨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社会以及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关键词：豪放，黄州，道论
谈起苏轼，我们想到的最多的是他的豪放，可是仔细看看他的生活经历却发现，也许曾经的他也应属于婉约一派，是生活的磨砺让他用如此豪放的风格抒发内心的无奈与叹息。
一 受柳永风格影响
我们眼中的苏东坡与柳永最大的不同便是他的豪放。胡寅说过：词曲至苏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他在早期却是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柳永的影响。
我们看一下苏轼早期的一些作品，其实有很多都像我们说的那种绮丽缠绵。比如《水龙吟》，里面的“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这整首词的风格都是比较细腻缠绵的。再如《浣溪沙 春情》“香在衣裳妆在臂，水连芳草月连云，几人归去不销魂？”。在他的很多早期创作中都不难发现有类似作品的存在。
从他的生活经历来看，这也是可以解释通的。子瞻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苏序，父亲苏洵都是有识之士，其父亲更是他的启蒙老师，小时候便要求他熟读《战国策》和前四史。可以想象到，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苏轼必然会对当时社会上那些知名人士给予高度关注。而根据时间又可以推测出，那时候正是柳永之词盛行之时，“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足见当时柳词的影响力。那么对于求知进取的苏轼来说，不关注是不可能的。
再有，《吹剑续录》里说：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子，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漠，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到。由此段文字可以看出来，柳永在苏轼心里占有很高的地位，和他自己相比，他马上想到的是柳永。因此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来，苏轼对柳永一直都有很密切的关注。那么他的创作自然会在某些程度上受到柳永的影响。
二 黄州成就了东坡
由于“乌台诗案”，苏东坡来到黄州。他从监狱里出来，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但是，正是由于苏东坡的到来而成全了黄州，赋予黄州一种新的意味。但同时，也是黄州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苏东坡写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众所周知，苏东坡有很多要好的朋友，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有一半是为朋友而活。可是，当他出了事的时候，他的那些朋友不但没有给他关心，甚至连苏东坡写给他们的信他们都不回。在那种情况下，这无异于在苏轼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们从《卜算子》中可以了解那是何种的感受。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不难看出，词中那只寂寞的孤鸿就是词人自己的影子。词人在月夜漫步沙际，与徘徊不定的、尚未栖息的断鸿零雁相值，人伤谪官，雁悲离群，于是咏物见怀，把孤鸿的失群与幽人失志联系起来。词人有着孤鸿的情态，孤鸿有着词人的心志。词人和孤鸿两相关合，彼此沟通，不禁令人想起“不知蝴蝶之为庄周，庄周之为蝴蝶”的艺术化境。
从此词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词人心中的那种孤独寂寞。家人朋友都不在身边，甚至是一封封才华横溢的书信都一去不归。没有人过问他的生活，没有人理解他心中的痛苦，没有人给他一点点的安慰与关心，这是一种怎样的孤独！可是，即使这样，词人也不会委屈自己，“拣尽寒枝不肯栖”，就算环境再艰苦，就算人情再冷淡，这些都不足以磨灭心中的志向与抱负。
虽然当时苏轼政治上极度沉沦，然而他能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外界环境的变化扰乱自己的心境，改变向来乐观的人生信念。就连他的政敌也往往由此惊叹“此老倔强犹昔”。他的《定风波》就很好得说明了这一点。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行路中遇到于，其他人都狼狈不堪，苏轼独不改乎其度，反而觉得雨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别有其趣。这是借眼前经历抒写胸臆怀抱，而笔致轻松诙谐，表现了苏东坡一贯持有的豪放通达的人生态度。人生境遇有顺有逆，这是无论谁都难免的。小至阴晴不定的暮春风雨，大至政治风浪中的升沉荣辱，苏轼此时已经经历的太多了。可能这也是这次他也能这么从容的原因所在。郑文焯评曰：“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还有一首词不能不提，因为它在词坛上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它就是《念奴娇 赤壁怀古》。同样也是写在黄州（有的学者说赤壁之战在嘉鱼县打的），这个不太令人关注的小地方。词的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结。起笔高唱入云，气势足于“黄河之水天上来”相媲美。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涌出，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对于周瑜，苏轼特别激赏他的少年功名，英气勃勃，故特意插入“小乔初嫁”一句。写战争也是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意在突出其风采与才能，再看自己，不但功业未成，反而待罪黄州，不禁深自感愧。故由怀古归到伤己，自叹“人间如梦”，举杯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一醉销愁。词虽然兼有感奋和伤感，但是却掩盖不了那股豪迈气派，这是在以前的词中从没出现过的。因此，可以说，黄州成全了苏轼，使他成为豪放词派的掌门人物。
三 与道结缘
苏东坡在黄州最值得提起的还有他的《赤壁赋》。虽然和《念奴娇》一样，有学者说他怀古怀错了地方，但是王尔德说得好：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我们只需从艺术角度来看苏东坡的情怀。从他这篇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些许的道家痕迹。
苏轼的祖父苏序淡于功名，疏达不羁。在苏轼小的时候常带他到苏府门前的竹林以及附近的道观中玩。在祖父的熏陶下，苏轼自幼爱读《庄子》，可能从那时起，道家思想就在苏轼心中萌芽了。并且他的弟弟苏辙可以说是他的内功老师。苏辙精通道家道教，作过《老子解》，能把老子教诲的清心寡欲付诸实践，并有顽强的毅力，坚持练功。他日常是通过书信和诗来传递信息，有机会和苏轼重逢时，便当面教练，而苏轼又是虚心地学，虔诚地练。所以这都对他道家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作用。
可是，如果没有经历人生的磨难，对人生有所感悟，就很难融入道家思想。经历了官场的沉浮，此时的他应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成熟。我觉得苏轼的道家思想表现得最明显的当属《赤壁赋》。以往评论这篇文章，不会把“客”作为一个重点去看。可是据一些史料记载，这篇文章中的客乃是一位道士，他和苏轼是很好的朋友。这位道士是个道教徒，同时又很有学问，经历过生活的磨难。所以在《赤壁赋》中，倒是不仅没有狂热，反而显得冷静有余，已有浓厚的悲观情绪。当然，这种冷静不可避免的对苏子产生影响。再看苏子的水月之论，这是庄子的相对主义。另外，第一段景物描写，以及“清风明月”一段，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消融、一致，这也是地地道道的道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哲学、道家美学。
可是，我们可以赞叹庄子、东坡的道家哲学、道家美学，我们却应认识到：《赤壁赋》结尾，东坡醉了，表面超脱、潇洒的《赤壁赋》中蕴涵着天才精英的巨大的悲愤！
苏轼是一代伟大的词人，他洒脱，他豁达，他豪放，可是谁能看到这种华丽与豪迈背后的无奈与悲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因为他的优秀，所以也注定了他应是一个悲剧人物，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悲哀。
宋词是我国古代文苑中的奇葩之一，而宋词又有豪放与婉约之分。苏轼作为豪放的掌门人，一代文坛盟主，对词的贡献尤大。他一生在政治上跌宕起伏，充满坎坷和悲剧；在文学上却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全才。他这一文学巨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社会以及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