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终了》是什么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内容是什么？
2024-05-18m.verywind.com
苏东坡的《终了》是什么~
——《苏东坡传》第三章《童年与青年》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林语堂的手笔。他的著作是用英文写的，中文译为《苏东坡传》。其实他的英文名称《The Gay Genius》，英美人既可读作《快乐天才》，也可视如《同性恋才子》。二十世纪前半叶，同性恋在美国还是个敏感问题，仅凭这个书名，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林语堂的商业眼光。这本传记在英美流传很广，林语堂以娓娓动人的笔触，将苏东坡的生平事迹以及为品格、思想向西方世界介绍，传播之功自不可没，但书中许多史料和观点都是错误的，上所列举的便是一例。
林语堂说苏轼一生都在暗恋自己的堂妹，主要理由就是：“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这段话，确实出自苏轼所写的一封信：
近得柳仲远书，报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丧事）于定州，柳见（现）作定签（定州签判）也。远地闻此，情怀割裂，闲报之尔。
——《与程之才》第六十五简
林语堂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堂妹之死的消息，东坡是给程之才说的，根本不是“写信给儿子”。程之才是东坡的表哥，即母亲程夫人的亲侄子，也是苏轼姐姐八娘的丈夫。八娘因为忍受不了姑婆（程之才父母）的虐待，于皇佑四年（1052）死去，为此苏洵曾作《自尤》诗，痛及程家父子，苏程两家从此断了往来。直至四十二年后，东坡被贬岭南，程之才时为广东提刑，二人才修好如初。所谓“心如刀割”，乃译者之误，原文是“情怀割裂”。东坡在后来撰写的《祭亡妹德化县君文》（德化县君为其亡妹封号，因其夫君柳仲远官位与县令相若而封）文中说：
宫傅之孙，十有六人。契阔死生，四人仅存。
“宫傅”是东坡祖父苏序封号的简称，元佑六年苏辙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即副宰相）时，苏序被追封为太子太傅，因此尊称“宫傅”。苏轼闻知堂妹去逝的消息，再想到自己堂兄堂妹一十六人，十二人已经过世，只剩下自己与弟弟苏辙等四个，“情怀割裂”，实属自然。
东坡给程之才的信，写于绍圣二年（1095）七八月间，也就是他堂妹去世后三四个月后。他之所以要与程之才说这件事，就是程之才对这位同乡表妹也应认识。为了弄明白苏轼堂兄妹的情况，免得行文翻来覆去仍然陈述不清，这里有必要根据苏洵《苏氏族谱》及苏轼、苏辙的相关文章，将苏家三代家庭成员列出简表：
公元纪年苏轼祖父苏序情况大伯父苏澹及其子女二伯父苏涣及其子女父亲苏洵及夫人子女苏轼堂兄妹之大体行次
973苏序生
994 22岁 苏澹生
1101 29岁 苏涣生
1109 37岁 苏洵生
1110 程夫人生
1114 42岁 苏澹21岁长子苏位生苏涣14岁苏洵5岁苏位为十六兄妹之首
1024 52岁 31岁，次子苏佾当生于此前苏涣24岁中进士乙科15岁苏位为十六兄妹之次
长子苏不欺当生于此前苏不欺为十六兄妹之三
1027 55岁 34岁 27岁，次子苏不疑生于此间19岁，娶程夫人为妻苏不疑为十六兄妹之四
1028 56岁 35岁 28岁 20岁，长女生，不久夭折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五
有一女，当生于此间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六
1030 58岁 37岁 30岁 22岁，次女生，不久夭折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七
1032 60岁，夫人史氏去世39岁32岁，其长女生当于此前24岁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八
1034 62岁 41岁 34岁 26岁，长子景先生，夭折苏景先为十六兄妹之九
三子苏不危当生于此前苏不危为十六兄妹之十
27岁，幼女八娘生于该年八娘为十六兄妹之十一
其次女当生于此前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二
1037 65岁 43岁，病逝37岁29岁，次子苏轼生于是年苏轼为十六兄妹之十三
其三女当生于此际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四
1039 67岁 39岁31岁，三子苏辙生于是年苏辙为十六兄妹之十五
其幼女德化县君当生于此际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六
1048 75岁，病逝 48岁 40岁
1062 62岁，病逝 54岁
1066 58岁，病逝
由上表可以看出，苏轼所悲悼的堂妹“德化县君”，乃其堂兄妹中最幼小的一个，她的去世，使颠沛流离的苏轼备感人生无常，因此“情怀割裂”，林语堂居然由此四字，便臆断这位堂妹是苏轼的所谓“初恋情人”，实属莫名其妙。
那么，苏轼在给程之才的信中，为什么要称这位堂妹为“小二娘”？若按苏家兄妹排序，她应叫“十六娘”；按女性排列，应叫“八娘”才是。可苏轼的三姐在女性中排行第五，却称“八娘”，显然苏家女孩的名字，是把苏洵堂兄妹所生的孩子都放到一起排序的。既然与苏轼紧挨着的姐姐称为八娘，这个堂妹上面还有亲姐姐，那她的排序应在“十娘”之外才是。
值得说明的是，苏轼大多数书信，都不是自己编校入集的，南宋之后，人们广为搜罗他的书信，编为《东坡手泽》，此后又被迻入文集 。从苏轼之姐名为“八娘”来看，这个堂妹应为“十二娘”，而“十”与“小”字，在行书中极易被误认。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暂且将苏轼这位堂妹称为“十二娘”。
正因“十二娘”与“小二娘”三字之误，前人未曾辨析，林语堂便将东坡的这位堂妹，和另一“小二娘”混为一谈。东坡在晚年另一封信中，确曾提起一位“小二娘”：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无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翁二月书及三月内许州相识书，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书，书字极长进。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须一到润州金山寺，但无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干所阙，一一早道来。万万自爱。
——《与胡郎仁修》三首之三
这封信写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四月，信中的“翁翁”指苏辙，“伯翁”乃东坡自称，宋人将祖父、外祖父称为“翁翁 ”，而对晚辈，常在称呼前加上个“小”字，比如“小二娘”。苏轼当时已六十六岁，他苏辙的孙子（女）年纪长者陆续开始婚嫁，由此可见，胡仁修乃苏辙的孙女婿或者外孙女婿。东坡信中所说的“小二娘”，无疑是苏家第三代中排行第二的孙女或者外孙女 。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林语堂为何屡次谈及“途经靖江”、“堂妹的坟就在靖江”了。那是因为“靖江”属于后来常州所辖五县之一，林语堂见到这封信中谈及“小二娘”在“常州”，便将两个“小二娘”混作一谈，以二十世纪纲常无存之际的才子之心，度八百年前家规极严之时的才子之腹。
有人说这里的“靖江”为“镇江”之误，同样经不住推敲。因为镇江在北宋时，名为“润州”，即便州治所在地，也称“京口”，北宋初年确曾设有“镇江节度使”之职，但其节度使驻守之地却在扬州 ，直到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八月丁丑，朝廷才明令将“升润州为镇江府 ”，那时东坡已经去世两年多了。
林语堂说“十二娘”是苏轼的“初恋情人”，除了上述两个“小二娘”之间的附会外，另一个依据就是苏轼曾在润州住过三个月。林语堂说：后来，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
——《苏东坡传》第十一章《诗人、名妓、高僧》
所谓“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熙宁七年（1074）正月至四月间，三十九岁的苏轼确实在润州呆过三个多月，不过他不是旅游，而是奉朝廷之命，到苏、常、润、秀四州赈灾放粮，润州是他的放粮地之一。作为朝廷命官，赈灾放粮自有官家驿站可供居住，将此行定为旅游并居住在“十二娘”家里，实属曲意为之。
“十二娘”确实嫁给了柳仲远，名叫柳子文，但苏轼最早认识的并不是他，而是柳子文的父亲柳仅，字子玉。熙宁三年（1070）春天，柳仅便曾到汴京拜访过苏轼和苏辙，三人一同写诗唱和，苏辙在诗中曾有“新年如是识君初”（《京师逢柳子玉郎中见寄》）之句，那一年苏轼三十五岁，苏辙三十二岁。熙宁五年（1070）苏轼去杭州赴任，道经陈州去看苏辙，正好柳子玉贬官寿春，声称船上断饮，去见苏轼兄弟，三人再次唱和一回。此后柳子玉曾约苏辙同到河北共城（今河南辉县）买田归隐，互相为邻，苏辙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熙宁六年夏秋，柳子玉被命提举舒州灵仙观，即赋予闲职，他在杭州跟随苏轼游玩了半年之久。熙宁十年（1077）柳子玉去世时，苏轼曾撰文祭奠，文中说：
猗欤子玉，南国之秀。甚敏而文，声发自幼。
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
谪居穷山，遂侣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绝馏。
慨然怀归，投弃缨绶。潜山之麓，往事神后。
顷在钱塘，惠然我觏。相从半岁，日饮醇酎。
朝游南屏，暮宿灵鹫。雪窗饥坐，清阕间奏。
嗟我后来，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将大子后。
颀然二孙，则谓我舅。歌此奠诗，一樽往侑 。
由此可见，苏轼与柳子玉既是诗友，又为同道，此前多次相会，尤其是杭州“相从半岁，日饮醇酎。朝游南屏，暮宿灵鹫”，结下了极深的友谊，苏轼此番到润州出差，柳子玉专程先回家中恭候，待苏轼到来后，便领他到润州的鹤林、招隐、金山寺游览，还与另外一位老人刁约（字景纯）互相唱和。此间有《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和《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等诗，可证苏轼曾到柳家探望“十二娘”和外甥。林语堂从此飞驰自己的想象，偏要说苏轼“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显然是望文生义，信口开河。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推算一下“十二娘”的年龄。依照林语堂的说法，“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这时堂兄堂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祖父去逝之时，苏轼年仅十二岁、苏辙才九岁。既然互相之间可成“初恋情人”，那我们姑且将“十二娘”当时计作八岁（不能再小了，如果“十二娘”当时还不到七岁，苏轼与她所谓“相恋”更为无据），那么依据宋代女子十六岁左右出嫁之例，“十二娘”嫁给柳子文时应是八年之后，应在苏轼二十岁，正是进京考进士之时。到了熙宁七年，苏轼三十九岁，“十二娘”也应在三十五岁左右，两个孩子也都应十多岁了，均在读书之际。倘若苏轼与“十二娘”是“初恋情人”，为何林语堂在此前的十九年间，找不到一首苏轼写给“十二娘”的所谓“情诗”？
再来看林氏的第三个证据，也是他推测“初恋情人”的主要依据：
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她。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做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
——《苏东坡传》第十一章《诗人、名妓、高僧》
林语堂所举的第一首“情诗”，只有这样两句：
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
林语堂抓住“宫花”大做文章说：“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情。”好嘛，向来与皇宫没有丝毫关系的“十二娘”，竟成了“宫花”的化身。
其实苏轼这两句诗，出自《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之中。瑞香花又称“紫蓬莱”，是原生于庐山的一种名贵花卉，直到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0）才被发现，作为祥瑞之物，被移植进了皇宫，朝中大臣为此纷纷写诗赞誉，比如副宰相夏竦的“金盘晓日融春露，黼帐鲜云荫瑞香”（《御阁春帖子》），便是颂贺之词；与苏洵同龄的诗人李觏，也曾写下“闻说仙花玉染红，别留春色在壶中。瑶台若见飞琼面，不与人间梦寐同”（《和天庆观瑞香花》）的名作。刁景纯在仁宗朝曾做过集贤校理，曾有机会侍宴宫中并观赏宫中瑞香，所以他才向苏轼出示《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诗。苏轼的唱和之作中，“宫花”意指为何，已经不言自明。苏轼那诗前四句是这样的：
上苑夭桃自作行，刘郎去后几回芳。
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
“上苑”即禁中园林，是“宫花”所生之地，“刘郎”一句指刁景纯离开朝廷后，变法日新，旧人逐尽，“厌从年少追新赏”一句，除了描述刁老前辈钟情瑞香、只“识旧香”外，意在称颂他不与变法新进派同调，如果说有“旧情”，则是刁约的皇宫情思。除此之外，政治上失意和托物比兴、抒发落寞情怀，才是苏轼的本意，林语堂的所谓“女人的象征”，纯粹是臆断之后，再加曲解。
再看林氏所列举的第二首诗：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
此诗题为《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意思是去年牡丹开时，苏轼曾与太守陈襄和钱塘县令周邠共同赴赏。今年花开，他在常州至润州道中，周邠寄诗前来，为此和了两首，一首酬答周邠，另一首寄给太守陈襄。
在前面的《朝云篇》里，我们已经详解苏轼《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中的“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以及“二年鱼鸟浑相识，三月莺花付与公”等诗句。苏轼上面这首诗中的“羞归应为负花期，已见成阴结子时”，仍是借杜牧“绿叶成阴子满枝”来自我揶揄。林语堂大概心存暗恋堂妹之情结，见到这类诗句，便说诗人前一句是在后悔“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句“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至于下面的“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更是一派胡言乱语，林氏在前面已言“因为二人同姓，自然联姻无望”，此地却言“求婚已迟感到歉疚”，显然是自抽了一个嘴巴子。而“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这样的言语就更不值一驳了。众所周知，苏轼想在常州买田，一是因他早年中进士时，在琼林宴上受到宜兴人蒋之奇的诱惑，二因他此行之中，他发现“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即地肥物美；三因常州人性情友善，苏轼在那里有许多朋友……这些暂且不提，我们只按林语堂的推论方式继续推理，既然苏轼“初恋情人”在润州，苏轼何不在润州买田置地，即便买在常州，也应买在与润州毗邻的丹阳、武进，为什么东坡将田产置于常州最南端的宜兴？那不是舍近而求远了么？
林语堂还有一个所谓证据，就是说苏轼此行“常和堂妹的公公柳谨一同写作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这说明他对“十二娘”的丈夫柳子文（字仲远）未作过任何考察。柳子文有《次韵呈文潜同年》诗，表明他与张耒一样，都是熙宁六年进士，也就是说，苏轼去润州公干时，柳子文刚刚考上进士，正在朝中等待分配官职，当时根本不在家中。幸亏林氏没有找到这则资料，不然的话，依照他的心理和行事方式，非要说苏轼是趁妹夫不在家之机，才在柳家住上三个月的！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共在三个章节里，大肆渲染苏轼“暗恋堂妹”之事。除了以上两段外，他在第二十八章《终了》里，在叙述东坡自海南归自润州、常州时，更有以下一段文字：
他堂妹的坟墓就在靖江（应为镇江之误），她儿子柳闳现在城内。六月十二日，甚至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侄子，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可能是为堂妹写了一篇，另为堂妹夫写了一篇，不过从内容上看不太清楚，不敢确信。第一篇《祭柳仲远文》，先提到的是他妻子堂妹，然后才说：“矧我仲远，孝友恭温。”……
林氏再次无中生有，说东坡“甚至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侄子，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第一，东坡自海南归来直至润州，只有幼子苏过在身边作陪，长子苏迈和次子苏迨都在为官之任上，尚未回到东坡身边；第二，两篇祭文都表明，是柳闳前来向舅舅哭诉悲情，求些悼念文字，东坡身在重病之中，根本不可能去堂妹的墓地。
东坡自海南归来，自九江东下，六月初因病先在真州（今江苏仪征）休息，会见米芾之际，便“瘴毒大作”，甚至昏迷不知人事（见苏轼《乞致仕表》），他自知随时都有可能出意外，便给弟弟写信，嘱托了后事。他乘船过江后，被润州太守王觌接住，“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 ”，身体赢弱，寻常客人尚不能见，如何“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此时外甥柳闳远道来见，痛述其母去逝后，父亲及弟弟也相继去世，并递上一份他亲自抄写的《楞严经》，请老舅写点题跋文字。东坡在岭南时，只知堂妹“十二娘”病故，并为她写过《祭亡妹德化县君文》，病中惊闻妹夫及一个外甥也先后死去，不禁大悲，于是又写下《祭柳仲远文》二篇，分别祭奠妹夫与堂妹，文中“一恸海徼，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独与贤”，乃病危之人的伤痛之语，“矧我仲远，孝友恭温。天若成之，从政有闻”，是对妹夫的由衷赞叹。面对柳闳的“衔痛远诉”，东坡极力劝慰：“逝者已矣，存者何冤？慎勿致毁，以全汝门！”当柳闳说到要做老舅那样的人时，东坡叹道：“我穷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侧，可置万室。”这里的“衔痛远诉”，分明是说柳闳远离守丧之地，到驿馆里面来见东坡，“易其墓侧”，是让外甥将他两篇祭文拿回去，重新刻石；“可置万室”，是劝柳闳在其父母墓地之旁建造佛龛，《妙法莲华经》卷四云：“五千栏楯，龛室千万，无数幢幡，以为严饰”，宋人陆文圭《挽晋千户》诗中的“护丧诸子皆称孝，万室他年置墓旁”，便是此意。
值得说明的是，在以上一段时间内，能够确考东坡行程的，惟有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真州有一篇书简，还有六月十四日在润州给章敦的儿子章援写过一封信。林氏传记中“六月十二日”如何如何，全是小说家的推断之辞。
林语堂无视苏轼这两篇祭文中的关键字句，臆造了东坡抱病祭祀堂妹的情节，在下文中还别有用心地渲染道：
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硬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已故的宰相苏颂之子，以为苏东坡是为他的亡父而哭。苏颂亡时年八十二岁。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三四十年，但是若说他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并且，在前一天，苏东坡听到他死的消息时，也没亲自到墓前去祭奠，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他这种悲伤的原因，我相信，必须从上面引证的祭文里去看。
为了说明东坡对所谓“初恋情人”的深情，林语堂不惜对东坡与苏颂的情谊妄加贬低。林氏只知“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却不知他们同一个祖先，都是汉代名臣苏武的后裔，而且还在同一所监牢里做过难友。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关进御史大狱，苏颂也因陈世儒之妻逼杀庶母案牵连，被关在他的隔壁。苏颂听到台吏审讯苏轼时的恶声戾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飞语初腾触细文，
廷中交构更纷纭。
纲条既甚秋荼密，
枉直何由束矢分。
狱吏焰狂压长者，
府徒谁识故将军？
遥怜比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源流同是子卿孙，公自多才我寡闻。
谬见推称丈人行，应缘旧熟秘书君。
文章高绝诚难敌，声气相求久益勤。
莫叹歌诗致数厄，圣朝终要颂华勋！
——苏颂《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十四首》之五、之十三
译介《苏东坡传》的人，称赞此书于“考据、义理、词章三要点，林语堂先生做到了，也是写传记文学的人必须做到的”（见《译者序》），此语只能糊弄那些对苏东坡一知半解的人。在《苏东坡传》第十四章《逮捕与审判》里，林语堂对苏颂与东坡既惺惺相惜、又肝胆相照的情谊置若罔闻，反过来还要质疑东坡“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这说明他对苏轼的理解，只是皮毛而已。
必须申明，作为现代文坛的一个重要作家，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有他的位置，后来旅居美国，他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名人，同样功不可没，笔者在此决无将他全盘否定之意。
同时还要说明，林语堂不是苏学专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的《苏东坡传》像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三苏年谱》一样，态度严谨、资料翔实，然而传记不同于小说，小说的作者可以凭籍想像的翅膀，任意驱使苏轼去当自己的替身，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某种夙愿，而传记必须尊重史实，不能在没有凭据的情况下，望风捕影，随意发挥。
仔细考察林语堂的生平，我们便会发现，原来他从童年起，就曾偷偷地与一个侄女辈的女孩恋爱，《赖伯英》便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中的男孩“新洛”便是他自己。那个化名“赖伯英”的女孩，还曾为新洛而怀孕。尽管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竭力否定这件不太光彩的事，可林语堂自己在《八十自叙》中说得十分明白：“赖伯英是我初恋的女友！”这段恋情结束后，他又与自己同窗好友陈希庆的妹妹陈锦瑞恋爱，二人的关系也是无果而终，最后，他娶了厦门富商、豫丰钱庄老板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为妻。后来陈锦瑞嫁给了别人，二人还经常见面，直到晚年，他还在喃喃自语说，他从外地回来：“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连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也不得不承认，“父亲对陈锦瑞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外，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瑞永远占一个位置” 。
不言而喻，所谓苏轼终生都在“暗恋堂妹”的说法，是林语堂将自己的两个心结纠集在一起，强行加给苏轼的。他煞有介事的诗歌分析和所谓东坡晚年的情景描绘，早已脱离传记文学的写实手法，进入小说的虚构状态，在借传主之身，寄托自己的落寞情怀。这不仅是十足的穿凿附会，也是《苏东坡传》中的最大败笔，
谬说搅乱视听，必须加以厘清。若是任其流传，不仅东坡先生要继续遭受世人的误解，恐怕林语堂在另一个世界里，心灵依然不能安宁，深忧东坡先生要将他捉取至前，调笑揶揄、扯耳面批矣。
是苏东坡《苏东坡传》这篇文章已经终了。
苏东坡世称苏仙。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
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
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
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
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很抱歉，我并不清楚苏东坡有《终了》这首诗。不过，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些苏东坡的诗，如：《东坡》、《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苏东坡传》·第二十八章 终了
作者：林语堂
哲宗在元符三年正月去世，享年二十四岁，留在身后的是一代死亡、颓丧、疲惫的文臣学者。他父亲神宗有子十四人，他只有一子，乃“刘美人”所生，亦在幼年夭折。他弟弟继位，是为徽宗。徽宗身后遗有儿子三十一人、几幅名画、一个混乱的国家。他兄长所开始的，徽宗给做了结束。他还是任用那些人，遵行那些政策。王安石的国有资本主义，现在和神宗当政时期相提并论，和“祖制”的神圣不可侵犯一词，使人敬而生畏。在丰裕国库的方法，在与北方民族兵戎相见两事上，徽宗也步王安石的后尘。集中财富于国库、于皇家，也许这个政策是为帝王者无法割爱的吧。但是实行此一政策的皇帝，必须付出其代价。在徽宗，那代价是丢弃王位，国都沦陷，是在俘虏中死于敌方。徽宗能画美丽的花鸟，交颈的鸳鸯，但是每一个帝王，只要能忍心对老百姓施虐政而为自己建筑琼楼玉宇园围亭台，则未有不失其王位者。
徽宗登基之时，国家之组织已烂，国家之元气已衰。有品有才有德之人，乃文明社会产生之瑰宝，要假以长久之时日方能生长成熟。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那一代，已是往者已矣。那一代的人才，或已惩处，或已流放，或因病因老而死，或遭谋害而亡。清议批评，至大至刚的思想与文章，那种气氛已然室塞，一切政治生活全已污染腐坏。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为理想而从政之心，因遭逢迫害过深，已不复再存其壮志雄心，尤其是当时政治的歪风仍与他们的浩然正气相左。凭皇帝一道圣旨，朝中即可立即出现一代新的正直博学勇敢无畏的儒臣，那可真是难矣哉。若使一个享有政权滋味八年之久的一个大帮派轻易放下政权，那也是所望过奢了。
不过，苏东坡是暂时有好运来临。因为在元符三年（—一00）前半年，朝廷要由神宗之后，新皇太后摄政。那年四月，所有元佑老臣一律赦罪，虽然她在七月还政于其子，直到次年正月她去世之前，她却始终保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元佑诸臣。在她在世之日，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予升迁，或至少得到完全的行动自由。神宗的这位皇后，就像她的婆婆一样，天性就能辨别人的善恶，这一点远胜过她的儿子，而且在女性单纯的智慧上，也更有知人之明。批评家和历史家，沉迷于精炼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苏东坡所曾服侍的几位太后，似乎从未在朝廷大臣和政治之中涉及甚深。当然，章停是个坚强有力的人，吕惠卿能言善辩，蔡京有精力有才干，但是皇太后现在只把他们归入“坏人”之列。
在五月，那个时代的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吴复古，又出现了，把苏东坡遇赦的喜信告诉他，并告诉他要调到雷州半岛西边的一县去。这消息不久就由秦观的来信证实，秦观是谪居雷州，刚刚接到特赦令。
由现在起，苏东坡又要飘泊无定了。他渡海到了雷州以后，刚到了一个月，他接到命令要他去住在永州（今湖南零陵）。为了到永州，徒然改变路线，还在到永州的半途中，他终于接到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他若一开始就得到可以自由定居的命令，兄弟二人很容易便在广州会面而结伴北归。苏子由接到命令调往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地区。因为那时，苏东坡只是奉令移居到海南岛的对面，离广东还很远，子由已经立即携眷北归，那时以前，他的家眷一直住在惠州东坡的房子里。等子由到了汉口附近，正往目的地去的途中，他又升了官，恢复了行动自由。因为在颖州他有田产，别的孩子也住在那儿，他就回到颖州去了。
苏东坡和弟弟子由不一样，他费时好久才离开了海南岛。他是等搭福建一只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齐渡海。这一群人一齐到雷州去探望秦观，然后吴复古自己离去，飘然不见。苏东坡和吴复古二人此生足迹遍中国，所不同者，苏东坡是受别人的命令所驱使，而吴复古则完全听由己意，不受命于他人。回想起来，苏东坡一定很愿和吴复古易地而处。那样，他会更快乐，更自由。
苏东坡如今启程北上，我们无须细表。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受人欢迎，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字。在接受命令到湖南赴任之后，他就同儿子，也可以说是长时期的伴侣，从沿海城市廉州北上往梧州，他曾经吩咐孩子们在那里等他。他到达时，发现儿媳和孙子们还没到。并且贺江水浅，乘船直往北到湖南行船不易。他决定走一条长而弯曲的路：回广州，再往北过大疫岭，再由江西往西到湖南。这段旅程要走上半年，但是幸而他不需要走完那条路线。
十月，他到了广州，又重新和儿孙等团聚。二子苏造已经自北方到此来探望父亲。苏东坡在诗文中说自觉生活如梦。
在广州为他设宴者极为繁多。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
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章停，决心又还了阳。”
这一大家人，有少妇有婴儿，一齐乘船往南雄。还不曾走很远，吴复古及一群和尚追上了他们，和这位大诗人在船上盘桓了几天。忽然吴复古生了病，不久死去，就那么简单省事。临死时，苏东坡问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一下，闭上了眼。
在离开广东之前，他接到可以自由居住的消息。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0—一）正月，苏东坡穿越大疫岭，在山北赣县停留了七十天。一大家人在那里等船，但是好多孩子生病，六个仆人死于瘟疫。在停留的那些日子，只要不忙着题字，他就给病人看病，给市镇上的人配药。有些朋友常和他在一起，一同计划去游山玩水。他的行动总是有人探听出来，他们一到目的地，就看到一大堆缕绢和纸，请他在上面题诗。他欣然应允，因为他喜欢写。等天色渐晚，他要急忙回家时，人只好求他写几个大字。所有去求他墨宝的人，都称心满意而归。
五月一日，他到了金陵，他已经写信给至交钱世雄，求他在常州城内为他找房子住。但是那半年内他所写的那些信，显得他颇为踌躇不定。子由这时已经回到颖昌的老农庄，而且已然写信要他去同住。但是他却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常州地濒太湖，风光甚美，并且他在常州也有田产，是为生活之资。他很愿和弟弟住在一处，但是弟弟有一大家人，而且家境并不富裕。他不知道该不该带一家三十口人，子孙仆人等，去加重弟弟的负担。接到信之后，他决定去与弟弟结邻而居。他在金陵渡江，告诉儿子迈和运到常州去清理家事，然后在仪真相会。他还真写了公函请求拨四只官船，供一家人往京都方向进发。
但是，那年正月，皇太后不幸逝世，现在正是五月。一切情形显示政策又要全复旧观。苏东坡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所以不愿住得近在京辎。他给子由写了一封长信，把他们不能聚首归咎于天命。他说：“吾其如天何！”情况既然如此，他自然只好定居在常州。家庭安定之后，他再让迈去任新职，他和另外两个儿子则在太湖地区的农庄上居住。
这时，苏东坡在仪真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他就住在船上。那年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之热。他觉得自己从热带回来，为什么反觉得在中国中部会如此之热。太阳照在岸边的水上，湿气自河面上升，他觉得十分难过。在六月初三，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以为自己喝冷水过多（陕冷过度），也可能是一直喝江水的缘故。第二天早晨，觉得特别软弱无力，乃停止进食。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就自己买了一服药，买黄昏来吃，觉得好得多了。黄香中医认为是很有力的补药，能补血、补内脏各经，是衰弱病症的好补药，而并不适于专治某一种病。这味药在现代还需要研究，因为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香汤，确有益处。
可是，他的消化系统确是出了毛病，他夜里不能睡。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他身体较好时，二人甚至一同去做东园之游。他在仪真给米芾写的九封信把他的病描写得很明白。有一次，他这样写：“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米芾送来一种药，是麦门冬汤。苏东坡一直把米芾当晚辈看，米芾则对他十分仰望。现在苏东坡读了米芾的一篇赋之后，他预言米芾的名声已经屹立不摇，虽然二十年相交，对他所知，实嫌不足。苏东坡的病，时而觉得好些，时而觉得软弱疲乏。他的生命力受到了破坏，不是皇帝，也不是章淳，而大概是阿米巴菌。河边的湿潮气闷很难受，他让船移到转为凉爽的地方。
六月十一日，他向米芾告别，十二日过江往靖江去。在这个地区，他特别受人欢迎。到此等于还乡。诗人已自海外归来，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百姓有数千之众，立在江边，打算一看这位名人的丰采。一般都传说他要做中枢要员，执掌朝政。
他堂妹的坟墓就在靖江，她儿子柳阂现在城内。六月十二日，甚至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侄子，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祖。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可能是为堂妹写了一篇，另为堂妹夫写了一篇，不过从内容上看不太清楚，不敢确信。第一篇《祭柳仲远文》，先提到的是他妻子堂妹，然后才说：“结哦仲远，孝友恭温。”第二篇祭文更为真情流露，其中文句有：
我厄于南，天降罪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壁，云何两逝，不愁遗一。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用尺。闽也有立，气贯金石。我穷且老，似舅何益……
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已故的宰相苏颂之子，以为苏东坡是为他的亡父而哭。苏颂亡时年八十二岁。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三四十年，但是若说他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并且，在前一天，苏东坡听到他死的消息时，也没亲自到墓前去祭奠，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他这种悲伤的原因，我相信，必须从上面引证的祭文里去看。
在当地的文人不能见到苏东坡的，其中有章停的长子章援。因为苏东坡病重，谢绝见许多客人。章停一年以前也贬到雷州半岛去了，儿子正在前去探望他父亲的途中。当年苏东坡为主考官时，他曾亲自以第一名取了章援。所以章援，按一般习惯上说，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那是大概九年以前的事。章授知道他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东坡这种人物随时有再度当权的可能，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七百字的信。这封信当然很难措词。他说出不敢登门拜访的理由，并且很坦白的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曾踌躇再三。他很委婉的提到苏东坡若有辅佐君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章授深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施之苏东坡者，再施之于他父亲。他盼望能见苏东坡一面，或者得他一言，以知其态度。
章援若是以为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他就大谬不然了。苏东坡在遇赦北归的路上，就听到章停被放逐的消息。有一个人叫黄实，与苏章两家都有亲戚关系。他是章淳的女婿，同时又是苏子由第三个儿子的岳父。苏东坡听到章停被贬滴的消息，他写信对黄实说：“子厚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大夫人也。”他给章援的回信如下：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因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连归毗陵，聊自想我里。庶几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一0一年）六月十四日。
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若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元佑七年（一0九二）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一封信，可以算做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
在六月十五，他沿运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沿路在运河两岸，老百姓表示发乎真诚的欢迎。他体力较佳，已然能在船里坐起，头戴小帽，身着长袍，在炎热的夏天，两臂外露。他转身向船上别的人说：“这样欢迎，折煞人也！”
航程很短，不久到了常州，住进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皇帝上表请求允许完全退隐林下。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苏东坡现在被任命为故乡四川省一个寺院的管理人，管理庙产。当时有一种迷信，官员若有重病，辞去官职，有助于病的痊愈，也能延年益寿。意思是在上天看来，做官和抢劫人民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辞官不做就犹如向神许愿不再为恶之意。苏东坡说他也闻有此说，愿意一试。
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在家人侍奉之下，好友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他。他在南方时，钱世雄不断写信捎药物给他。每逢苏东坡觉得稍好一些，他就让儿子过写个便条去请钱世雄来闲谈。一天，钱世雄到时，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
苏东坡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然后想打开箱子，但是找不到锁匙。钱世雄安慰他说，他的病会好，一时不用急。在那一个月里，钱世雄常去探望。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他把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两目炯炯有神，似乎忘了一切。有几天，他还能写些小文札记题跋等，其中一篇是《桂酒颂》，他把这一篇送给钱世雄，知道他的好友会细心珍藏的。
七月十五，他的病况恶化。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他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即一般所谓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用的。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闻在有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钱世雄给苏东坡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
七月十八，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教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谒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
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后秦书》中，读过他的传，还依然记得。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享年六十四岁。半月之前，他曾写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由一般世俗的看法衡量，苏东坡毕生坎坷多好。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面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内容是什么? 答：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宋] 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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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的第二十八章《终了》吗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扩展资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在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时所作。这首词以月起兴，与其弟苏辙七年未见之情为基础，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思考。
这首词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词前的小序交待了写词的过程：“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
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差知密州。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遍地，词人与弟弟苏辙分别之后，已七年未得团聚。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水调歌头”词调来源于《水调》曲。
《水调》曲，为隋炀帝所制。唐刘餗《隋唐嘉话》说：“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脞说》也说：“《水调》《河传》，炀帝将幸江都时自制，声韵悲切，帝喜之。乐工王令言谓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调》《河传》但有去声。’”（《碧鸡漫志》卷四引）杜牧《扬州》诗“谁家唱水调”句自注亦说：“炀帝凿汴河成，自造《水调》。”（《樊川诗集注》卷三）虽然《水调》究竟是开汴河前还是汴河开成后所制，三家说法不一，但为炀帝自制，则无异辞。
参考资料水调歌头_百度百科
——《苏东坡传》第三章《童年与青年》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林语堂的手笔。他的著作是用英文写的，中文译为《苏东坡传》。其实他的英文名称《The Gay Genius》，英美人既可读作《快乐天才》，也可视如《同性恋才子》。二十世纪前半叶，同性恋在美国还是个敏感问题，仅凭这个书名，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林语堂的商业眼光。这本传记在英美流传很广，林语堂以娓娓动人的笔触，将苏东坡的生平事迹以及为品格、思想向西方世界介绍，传播之功自不可没，但书中许多史料和观点都是错误的，上所列举的便是一例。
林语堂说苏轼一生都在暗恋自己的堂妹，主要理由就是：“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这段话，确实出自苏轼所写的一封信：
近得柳仲远书，报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丧事）于定州，柳见（现）作定签（定州签判）也。远地闻此，情怀割裂，闲报之尔。
——《与程之才》第六十五简
林语堂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堂妹之死的消息，东坡是给程之才说的，根本不是“写信给儿子”。程之才是东坡的表哥，即母亲程夫人的亲侄子，也是苏轼姐姐八娘的丈夫。八娘因为忍受不了姑婆（程之才父母）的虐待，于皇佑四年（1052）死去，为此苏洵曾作《自尤》诗，痛及程家父子，苏程两家从此断了往来。直至四十二年后，东坡被贬岭南，程之才时为广东提刑，二人才修好如初。所谓“心如刀割”，乃译者之误，原文是“情怀割裂”。东坡在后来撰写的《祭亡妹德化县君文》（德化县君为其亡妹封号，因其夫君柳仲远官位与县令相若而封）文中说：
宫傅之孙，十有六人。契阔死生，四人仅存。
“宫傅”是东坡祖父苏序封号的简称，元佑六年苏辙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即副宰相）时，苏序被追封为太子太傅，因此尊称“宫傅”。苏轼闻知堂妹去逝的消息，再想到自己堂兄堂妹一十六人，十二人已经过世，只剩下自己与弟弟苏辙等四个，“情怀割裂”，实属自然。
东坡给程之才的信，写于绍圣二年（1095）七八月间，也就是他堂妹去世后三四个月后。他之所以要与程之才说这件事，就是程之才对这位同乡表妹也应认识。为了弄明白苏轼堂兄妹的情况，免得行文翻来覆去仍然陈述不清，这里有必要根据苏洵《苏氏族谱》及苏轼、苏辙的相关文章，将苏家三代家庭成员列出简表：
公元纪年苏轼祖父苏序情况大伯父苏澹及其子女二伯父苏涣及其子女父亲苏洵及夫人子女苏轼堂兄妹之大体行次
973苏序生
994 22岁 苏澹生
1101 29岁 苏涣生
1109 37岁 苏洵生
1110 程夫人生
1114 42岁 苏澹21岁长子苏位生苏涣14岁苏洵5岁苏位为十六兄妹之首
1024 52岁 31岁，次子苏佾当生于此前苏涣24岁中进士乙科15岁苏位为十六兄妹之次
长子苏不欺当生于此前苏不欺为十六兄妹之三
1027 55岁 34岁 27岁，次子苏不疑生于此间19岁，娶程夫人为妻苏不疑为十六兄妹之四
1028 56岁 35岁 28岁 20岁，长女生，不久夭折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五
有一女，当生于此间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六
1030 58岁 37岁 30岁 22岁，次女生，不久夭折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七
1032 60岁，夫人史氏去世39岁32岁，其长女生当于此前24岁此女当为十六兄妹之八
1034 62岁 41岁 34岁 26岁，长子景先生，夭折苏景先为十六兄妹之九
三子苏不危当生于此前苏不危为十六兄妹之十
27岁，幼女八娘生于该年八娘为十六兄妹之十一
其次女当生于此前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二
1037 65岁 43岁，病逝37岁29岁，次子苏轼生于是年苏轼为十六兄妹之十三
其三女当生于此际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四
1039 67岁 39岁31岁，三子苏辙生于是年苏辙为十六兄妹之十五
其幼女德化县君当生于此际此女为十六兄妹之十六
1048 75岁，病逝 48岁 40岁
1062 62岁，病逝 54岁
1066 58岁，病逝
由上表可以看出，苏轼所悲悼的堂妹“德化县君”，乃其堂兄妹中最幼小的一个，她的去世，使颠沛流离的苏轼备感人生无常，因此“情怀割裂”，林语堂居然由此四字，便臆断这位堂妹是苏轼的所谓“初恋情人”，实属莫名其妙。
那么，苏轼在给程之才的信中，为什么要称这位堂妹为“小二娘”？若按苏家兄妹排序，她应叫“十六娘”；按女性排列，应叫“八娘”才是。可苏轼的三姐在女性中排行第五，却称“八娘”，显然苏家女孩的名字，是把苏洵堂兄妹所生的孩子都放到一起排序的。既然与苏轼紧挨着的姐姐称为八娘，这个堂妹上面还有亲姐姐，那她的排序应在“十娘”之外才是。
值得说明的是，苏轼大多数书信，都不是自己编校入集的，南宋之后，人们广为搜罗他的书信，编为《东坡手泽》，此后又被迻入文集 。从苏轼之姐名为“八娘”来看，这个堂妹应为“十二娘”，而“十”与“小”字，在行书中极易被误认。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暂且将苏轼这位堂妹称为“十二娘”。
正因“十二娘”与“小二娘”三字之误，前人未曾辨析，林语堂便将东坡的这位堂妹，和另一“小二娘”混为一谈。东坡在晚年另一封信中，确曾提起一位“小二娘”：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无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翁二月书及三月内许州相识书，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书，书字极长进。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须一到润州金山寺，但无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干所阙，一一早道来。万万自爱。
——《与胡郎仁修》三首之三
这封信写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四月，信中的“翁翁”指苏辙，“伯翁”乃东坡自称，宋人将祖父、外祖父称为“翁翁 ”，而对晚辈，常在称呼前加上个“小”字，比如“小二娘”。苏轼当时已六十六岁，他苏辙的孙子（女）年纪长者陆续开始婚嫁，由此可见，胡仁修乃苏辙的孙女婿或者外孙女婿。东坡信中所说的“小二娘”，无疑是苏家第三代中排行第二的孙女或者外孙女 。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林语堂为何屡次谈及“途经靖江”、“堂妹的坟就在靖江”了。那是因为“靖江”属于后来常州所辖五县之一，林语堂见到这封信中谈及“小二娘”在“常州”，便将两个“小二娘”混作一谈，以二十世纪纲常无存之际的才子之心，度八百年前家规极严之时的才子之腹。
有人说这里的“靖江”为“镇江”之误，同样经不住推敲。因为镇江在北宋时，名为“润州”，即便州治所在地，也称“京口”，北宋初年确曾设有“镇江节度使”之职，但其节度使驻守之地却在扬州 ，直到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八月丁丑，朝廷才明令将“升润州为镇江府 ”，那时东坡已经去世两年多了。
林语堂说“十二娘”是苏轼的“初恋情人”，除了上述两个“小二娘”之间的附会外，另一个依据就是苏轼曾在润州住过三个月。林语堂说：后来，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
——《苏东坡传》第十一章《诗人、名妓、高僧》
所谓“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熙宁七年（1074）正月至四月间，三十九岁的苏轼确实在润州呆过三个多月，不过他不是旅游，而是奉朝廷之命，到苏、常、润、秀四州赈灾放粮，润州是他的放粮地之一。作为朝廷命官，赈灾放粮自有官家驿站可供居住，将此行定为旅游并居住在“十二娘”家里，实属曲意为之。
“十二娘”确实嫁给了柳仲远，名叫柳子文，但苏轼最早认识的并不是他，而是柳子文的父亲柳仅，字子玉。熙宁三年（1070）春天，柳仅便曾到汴京拜访过苏轼和苏辙，三人一同写诗唱和，苏辙在诗中曾有“新年如是识君初”（《京师逢柳子玉郎中见寄》）之句，那一年苏轼三十五岁，苏辙三十二岁。熙宁五年（1070）苏轼去杭州赴任，道经陈州去看苏辙，正好柳子玉贬官寿春，声称船上断饮，去见苏轼兄弟，三人再次唱和一回。此后柳子玉曾约苏辙同到河北共城（今河南辉县）买田归隐，互相为邻，苏辙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熙宁六年夏秋，柳子玉被命提举舒州灵仙观，即赋予闲职，他在杭州跟随苏轼游玩了半年之久。熙宁十年（1077）柳子玉去世时，苏轼曾撰文祭奠，文中说：
猗欤子玉，南国之秀。甚敏而文，声发自幼。
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
谪居穷山，遂侣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绝馏。
慨然怀归，投弃缨绶。潜山之麓，往事神后。
顷在钱塘，惠然我觏。相从半岁，日饮醇酎。
朝游南屏，暮宿灵鹫。雪窗饥坐，清阕间奏。
嗟我后来，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将大子后。
颀然二孙，则谓我舅。歌此奠诗，一樽往侑 。
由此可见，苏轼与柳子玉既是诗友，又为同道，此前多次相会，尤其是杭州“相从半岁，日饮醇酎。朝游南屏，暮宿灵鹫”，结下了极深的友谊，苏轼此番到润州出差，柳子玉专程先回家中恭候，待苏轼到来后，便领他到润州的鹤林、招隐、金山寺游览，还与另外一位老人刁约（字景纯）互相唱和。此间有《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和《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等诗，可证苏轼曾到柳家探望“十二娘”和外甥。林语堂从此飞驰自己的想象，偏要说苏轼“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显然是望文生义，信口开河。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推算一下“十二娘”的年龄。依照林语堂的说法，“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这时堂兄堂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祖父去逝之时，苏轼年仅十二岁、苏辙才九岁。既然互相之间可成“初恋情人”，那我们姑且将“十二娘”当时计作八岁（不能再小了，如果“十二娘”当时还不到七岁，苏轼与她所谓“相恋”更为无据），那么依据宋代女子十六岁左右出嫁之例，“十二娘”嫁给柳子文时应是八年之后，应在苏轼二十岁，正是进京考进士之时。到了熙宁七年，苏轼三十九岁，“十二娘”也应在三十五岁左右，两个孩子也都应十多岁了，均在读书之际。倘若苏轼与“十二娘”是“初恋情人”，为何林语堂在此前的十九年间，找不到一首苏轼写给“十二娘”的所谓“情诗”？
再来看林氏的第三个证据，也是他推测“初恋情人”的主要依据：
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她。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做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
——《苏东坡传》第十一章《诗人、名妓、高僧》
林语堂所举的第一首“情诗”，只有这样两句：
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
林语堂抓住“宫花”大做文章说：“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情。”好嘛，向来与皇宫没有丝毫关系的“十二娘”，竟成了“宫花”的化身。
其实苏轼这两句诗，出自《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之中。瑞香花又称“紫蓬莱”，是原生于庐山的一种名贵花卉，直到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0）才被发现，作为祥瑞之物，被移植进了皇宫，朝中大臣为此纷纷写诗赞誉，比如副宰相夏竦的“金盘晓日融春露，黼帐鲜云荫瑞香”（《御阁春帖子》），便是颂贺之词；与苏洵同龄的诗人李觏，也曾写下“闻说仙花玉染红，别留春色在壶中。瑶台若见飞琼面，不与人间梦寐同”（《和天庆观瑞香花》）的名作。刁景纯在仁宗朝曾做过集贤校理，曾有机会侍宴宫中并观赏宫中瑞香，所以他才向苏轼出示《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诗。苏轼的唱和之作中，“宫花”意指为何，已经不言自明。苏轼那诗前四句是这样的：
上苑夭桃自作行，刘郎去后几回芳。
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
“上苑”即禁中园林，是“宫花”所生之地，“刘郎”一句指刁景纯离开朝廷后，变法日新，旧人逐尽，“厌从年少追新赏”一句，除了描述刁老前辈钟情瑞香、只“识旧香”外，意在称颂他不与变法新进派同调，如果说有“旧情”，则是刁约的皇宫情思。除此之外，政治上失意和托物比兴、抒发落寞情怀，才是苏轼的本意，林语堂的所谓“女人的象征”，纯粹是臆断之后，再加曲解。
再看林氏所列举的第二首诗：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
此诗题为《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意思是去年牡丹开时，苏轼曾与太守陈襄和钱塘县令周邠共同赴赏。今年花开，他在常州至润州道中，周邠寄诗前来，为此和了两首，一首酬答周邠，另一首寄给太守陈襄。
在前面的《朝云篇》里，我们已经详解苏轼《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中的“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以及“二年鱼鸟浑相识，三月莺花付与公”等诗句。苏轼上面这首诗中的“羞归应为负花期，已见成阴结子时”，仍是借杜牧“绿叶成阴子满枝”来自我揶揄。林语堂大概心存暗恋堂妹之情结，见到这类诗句，便说诗人前一句是在后悔“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句“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至于下面的“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更是一派胡言乱语，林氏在前面已言“因为二人同姓，自然联姻无望”，此地却言“求婚已迟感到歉疚”，显然是自抽了一个嘴巴子。而“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这样的言语就更不值一驳了。众所周知，苏轼想在常州买田，一是因他早年中进士时，在琼林宴上受到宜兴人蒋之奇的诱惑，二因他此行之中，他发现“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即地肥物美；三因常州人性情友善，苏轼在那里有许多朋友……这些暂且不提，我们只按林语堂的推论方式继续推理，既然苏轼“初恋情人”在润州，苏轼何不在润州买田置地，即便买在常州，也应买在与润州毗邻的丹阳、武进，为什么东坡将田产置于常州最南端的宜兴？那不是舍近而求远了么？
林语堂还有一个所谓证据，就是说苏轼此行“常和堂妹的公公柳谨一同写作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这说明他对“十二娘”的丈夫柳子文（字仲远）未作过任何考察。柳子文有《次韵呈文潜同年》诗，表明他与张耒一样，都是熙宁六年进士，也就是说，苏轼去润州公干时，柳子文刚刚考上进士，正在朝中等待分配官职，当时根本不在家中。幸亏林氏没有找到这则资料，不然的话，依照他的心理和行事方式，非要说苏轼是趁妹夫不在家之机，才在柳家住上三个月的！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共在三个章节里，大肆渲染苏轼“暗恋堂妹”之事。除了以上两段外，他在第二十八章《终了》里，在叙述东坡自海南归自润州、常州时，更有以下一段文字：
他堂妹的坟墓就在靖江（应为镇江之误），她儿子柳闳现在城内。六月十二日，甚至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侄子，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可能是为堂妹写了一篇，另为堂妹夫写了一篇，不过从内容上看不太清楚，不敢确信。第一篇《祭柳仲远文》，先提到的是他妻子堂妹，然后才说：“矧我仲远，孝友恭温。”……
林氏再次无中生有，说东坡“甚至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侄子，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第一，东坡自海南归来直至润州，只有幼子苏过在身边作陪，长子苏迈和次子苏迨都在为官之任上，尚未回到东坡身边；第二，两篇祭文都表明，是柳闳前来向舅舅哭诉悲情，求些悼念文字，东坡身在重病之中，根本不可能去堂妹的墓地。
东坡自海南归来，自九江东下，六月初因病先在真州（今江苏仪征）休息，会见米芾之际，便“瘴毒大作”，甚至昏迷不知人事（见苏轼《乞致仕表》），他自知随时都有可能出意外，便给弟弟写信，嘱托了后事。他乘船过江后，被润州太守王觌接住，“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 ”，身体赢弱，寻常客人尚不能见，如何“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此时外甥柳闳远道来见，痛述其母去逝后，父亲及弟弟也相继去世，并递上一份他亲自抄写的《楞严经》，请老舅写点题跋文字。东坡在岭南时，只知堂妹“十二娘”病故，并为她写过《祭亡妹德化县君文》，病中惊闻妹夫及一个外甥也先后死去，不禁大悲，于是又写下《祭柳仲远文》二篇，分别祭奠妹夫与堂妹，文中“一恸海徼，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独与贤”，乃病危之人的伤痛之语，“矧我仲远，孝友恭温。天若成之，从政有闻”，是对妹夫的由衷赞叹。面对柳闳的“衔痛远诉”，东坡极力劝慰：“逝者已矣，存者何冤？慎勿致毁，以全汝门！”当柳闳说到要做老舅那样的人时，东坡叹道：“我穷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侧，可置万室。”这里的“衔痛远诉”，分明是说柳闳远离守丧之地，到驿馆里面来见东坡，“易其墓侧”，是让外甥将他两篇祭文拿回去，重新刻石；“可置万室”，是劝柳闳在其父母墓地之旁建造佛龛，《妙法莲华经》卷四云：“五千栏楯，龛室千万，无数幢幡，以为严饰”，宋人陆文圭《挽晋千户》诗中的“护丧诸子皆称孝，万室他年置墓旁”，便是此意。
值得说明的是，在以上一段时间内，能够确考东坡行程的，惟有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真州有一篇书简，还有六月十四日在润州给章敦的儿子章援写过一封信。林氏传记中“六月十二日”如何如何，全是小说家的推断之辞。
林语堂无视苏轼这两篇祭文中的关键字句，臆造了东坡抱病祭祀堂妹的情节，在下文中还别有用心地渲染道：
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硬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已故的宰相苏颂之子，以为苏东坡是为他的亡父而哭。苏颂亡时年八十二岁。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三四十年，但是若说他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并且，在前一天，苏东坡听到他死的消息时，也没亲自到墓前去祭奠，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他这种悲伤的原因，我相信，必须从上面引证的祭文里去看。
为了说明东坡对所谓“初恋情人”的深情，林语堂不惜对东坡与苏颂的情谊妄加贬低。林氏只知“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却不知他们同一个祖先，都是汉代名臣苏武的后裔，而且还在同一所监牢里做过难友。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关进御史大狱，苏颂也因陈世儒之妻逼杀庶母案牵连，被关在他的隔壁。苏颂听到台吏审讯苏轼时的恶声戾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飞语初腾触细文，
廷中交构更纷纭。
纲条既甚秋荼密，
枉直何由束矢分。
狱吏焰狂压长者，
府徒谁识故将军？
遥怜比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源流同是子卿孙，公自多才我寡闻。
谬见推称丈人行，应缘旧熟秘书君。
文章高绝诚难敌，声气相求久益勤。
莫叹歌诗致数厄，圣朝终要颂华勋！
——苏颂《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十四首》之五、之十三
译介《苏东坡传》的人，称赞此书于“考据、义理、词章三要点，林语堂先生做到了，也是写传记文学的人必须做到的”（见《译者序》），此语只能糊弄那些对苏东坡一知半解的人。在《苏东坡传》第十四章《逮捕与审判》里，林语堂对苏颂与东坡既惺惺相惜、又肝胆相照的情谊置若罔闻，反过来还要质疑东坡“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这说明他对苏轼的理解，只是皮毛而已。
必须申明，作为现代文坛的一个重要作家，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有他的位置，后来旅居美国，他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名人，同样功不可没，笔者在此决无将他全盘否定之意。
同时还要说明，林语堂不是苏学专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的《苏东坡传》像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三苏年谱》一样，态度严谨、资料翔实，然而传记不同于小说，小说的作者可以凭籍想像的翅膀，任意驱使苏轼去当自己的替身，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某种夙愿，而传记必须尊重史实，不能在没有凭据的情况下，望风捕影，随意发挥。
仔细考察林语堂的生平，我们便会发现，原来他从童年起，就曾偷偷地与一个侄女辈的女孩恋爱，《赖伯英》便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小说中的男孩“新洛”便是他自己。那个化名“赖伯英”的女孩，还曾为新洛而怀孕。尽管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竭力否定这件不太光彩的事，可林语堂自己在《八十自叙》中说得十分明白：“赖伯英是我初恋的女友！”这段恋情结束后，他又与自己同窗好友陈希庆的妹妹陈锦瑞恋爱，二人的关系也是无果而终，最后，他娶了厦门富商、豫丰钱庄老板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为妻。后来陈锦瑞嫁给了别人，二人还经常见面，直到晚年，他还在喃喃自语说，他从外地回来：“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连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也不得不承认，“父亲对陈锦瑞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外，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瑞永远占一个位置” 。
不言而喻，所谓苏轼终生都在“暗恋堂妹”的说法，是林语堂将自己的两个心结纠集在一起，强行加给苏轼的。他煞有介事的诗歌分析和所谓东坡晚年的情景描绘，早已脱离传记文学的写实手法，进入小说的虚构状态，在借传主之身，寄托自己的落寞情怀。这不仅是十足的穿凿附会，也是《苏东坡传》中的最大败笔，
谬说搅乱视听，必须加以厘清。若是任其流传，不仅东坡先生要继续遭受世人的误解，恐怕林语堂在另一个世界里，心灵依然不能安宁，深忧东坡先生要将他捉取至前，调笑揶揄、扯耳面批矣。
是苏东坡《苏东坡传》这篇文章已经终了。
苏东坡世称苏仙。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
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
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
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
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很抱歉，我并不清楚苏东坡有《终了》这首诗。不过，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些苏东坡的诗，如：《东坡》、《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苏东坡传》·第二十八章 终了
作者：林语堂
哲宗在元符三年正月去世，享年二十四岁，留在身后的是一代死亡、颓丧、疲惫的文臣学者。他父亲神宗有子十四人，他只有一子，乃“刘美人”所生，亦在幼年夭折。他弟弟继位，是为徽宗。徽宗身后遗有儿子三十一人、几幅名画、一个混乱的国家。他兄长所开始的，徽宗给做了结束。他还是任用那些人，遵行那些政策。王安石的国有资本主义，现在和神宗当政时期相提并论，和“祖制”的神圣不可侵犯一词，使人敬而生畏。在丰裕国库的方法，在与北方民族兵戎相见两事上，徽宗也步王安石的后尘。集中财富于国库、于皇家，也许这个政策是为帝王者无法割爱的吧。但是实行此一政策的皇帝，必须付出其代价。在徽宗，那代价是丢弃王位，国都沦陷，是在俘虏中死于敌方。徽宗能画美丽的花鸟，交颈的鸳鸯，但是每一个帝王，只要能忍心对老百姓施虐政而为自己建筑琼楼玉宇园围亭台，则未有不失其王位者。
徽宗登基之时，国家之组织已烂，国家之元气已衰。有品有才有德之人，乃文明社会产生之瑰宝，要假以长久之时日方能生长成熟。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那一代，已是往者已矣。那一代的人才，或已惩处，或已流放，或因病因老而死，或遭谋害而亡。清议批评，至大至刚的思想与文章，那种气氛已然室塞，一切政治生活全已污染腐坏。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为理想而从政之心，因遭逢迫害过深，已不复再存其壮志雄心，尤其是当时政治的歪风仍与他们的浩然正气相左。凭皇帝一道圣旨，朝中即可立即出现一代新的正直博学勇敢无畏的儒臣，那可真是难矣哉。若使一个享有政权滋味八年之久的一个大帮派轻易放下政权，那也是所望过奢了。
不过，苏东坡是暂时有好运来临。因为在元符三年（—一00）前半年，朝廷要由神宗之后，新皇太后摄政。那年四月，所有元佑老臣一律赦罪，虽然她在七月还政于其子，直到次年正月她去世之前，她却始终保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元佑诸臣。在她在世之日，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予升迁，或至少得到完全的行动自由。神宗的这位皇后，就像她的婆婆一样，天性就能辨别人的善恶，这一点远胜过她的儿子，而且在女性单纯的智慧上，也更有知人之明。批评家和历史家，沉迷于精炼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苏东坡所曾服侍的几位太后，似乎从未在朝廷大臣和政治之中涉及甚深。当然，章停是个坚强有力的人，吕惠卿能言善辩，蔡京有精力有才干，但是皇太后现在只把他们归入“坏人”之列。
在五月，那个时代的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吴复古，又出现了，把苏东坡遇赦的喜信告诉他，并告诉他要调到雷州半岛西边的一县去。这消息不久就由秦观的来信证实，秦观是谪居雷州，刚刚接到特赦令。
由现在起，苏东坡又要飘泊无定了。他渡海到了雷州以后，刚到了一个月，他接到命令要他去住在永州（今湖南零陵）。为了到永州，徒然改变路线，还在到永州的半途中，他终于接到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他若一开始就得到可以自由定居的命令，兄弟二人很容易便在广州会面而结伴北归。苏子由接到命令调往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地区。因为那时，苏东坡只是奉令移居到海南岛的对面，离广东还很远，子由已经立即携眷北归，那时以前，他的家眷一直住在惠州东坡的房子里。等子由到了汉口附近，正往目的地去的途中，他又升了官，恢复了行动自由。因为在颖州他有田产，别的孩子也住在那儿，他就回到颖州去了。
苏东坡和弟弟子由不一样，他费时好久才离开了海南岛。他是等搭福建一只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齐渡海。这一群人一齐到雷州去探望秦观，然后吴复古自己离去，飘然不见。苏东坡和吴复古二人此生足迹遍中国，所不同者，苏东坡是受别人的命令所驱使，而吴复古则完全听由己意，不受命于他人。回想起来，苏东坡一定很愿和吴复古易地而处。那样，他会更快乐，更自由。
苏东坡如今启程北上，我们无须细表。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受人欢迎，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字。在接受命令到湖南赴任之后，他就同儿子，也可以说是长时期的伴侣，从沿海城市廉州北上往梧州，他曾经吩咐孩子们在那里等他。他到达时，发现儿媳和孙子们还没到。并且贺江水浅，乘船直往北到湖南行船不易。他决定走一条长而弯曲的路：回广州，再往北过大疫岭，再由江西往西到湖南。这段旅程要走上半年，但是幸而他不需要走完那条路线。
十月，他到了广州，又重新和儿孙等团聚。二子苏造已经自北方到此来探望父亲。苏东坡在诗文中说自觉生活如梦。
在广州为他设宴者极为繁多。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
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章停，决心又还了阳。”
这一大家人，有少妇有婴儿，一齐乘船往南雄。还不曾走很远，吴复古及一群和尚追上了他们，和这位大诗人在船上盘桓了几天。忽然吴复古生了病，不久死去，就那么简单省事。临死时，苏东坡问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一下，闭上了眼。
在离开广东之前，他接到可以自由居住的消息。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0—一）正月，苏东坡穿越大疫岭，在山北赣县停留了七十天。一大家人在那里等船，但是好多孩子生病，六个仆人死于瘟疫。在停留的那些日子，只要不忙着题字，他就给病人看病，给市镇上的人配药。有些朋友常和他在一起，一同计划去游山玩水。他的行动总是有人探听出来，他们一到目的地，就看到一大堆缕绢和纸，请他在上面题诗。他欣然应允，因为他喜欢写。等天色渐晚，他要急忙回家时，人只好求他写几个大字。所有去求他墨宝的人，都称心满意而归。
五月一日，他到了金陵，他已经写信给至交钱世雄，求他在常州城内为他找房子住。但是那半年内他所写的那些信，显得他颇为踌躇不定。子由这时已经回到颖昌的老农庄，而且已然写信要他去同住。但是他却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常州地濒太湖，风光甚美，并且他在常州也有田产，是为生活之资。他很愿和弟弟住在一处，但是弟弟有一大家人，而且家境并不富裕。他不知道该不该带一家三十口人，子孙仆人等，去加重弟弟的负担。接到信之后，他决定去与弟弟结邻而居。他在金陵渡江，告诉儿子迈和运到常州去清理家事，然后在仪真相会。他还真写了公函请求拨四只官船，供一家人往京都方向进发。
但是，那年正月，皇太后不幸逝世，现在正是五月。一切情形显示政策又要全复旧观。苏东坡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所以不愿住得近在京辎。他给子由写了一封长信，把他们不能聚首归咎于天命。他说：“吾其如天何！”情况既然如此，他自然只好定居在常州。家庭安定之后，他再让迈去任新职，他和另外两个儿子则在太湖地区的农庄上居住。
这时，苏东坡在仪真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他就住在船上。那年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之热。他觉得自己从热带回来，为什么反觉得在中国中部会如此之热。太阳照在岸边的水上，湿气自河面上升，他觉得十分难过。在六月初三，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以为自己喝冷水过多（陕冷过度），也可能是一直喝江水的缘故。第二天早晨，觉得特别软弱无力，乃停止进食。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就自己买了一服药，买黄昏来吃，觉得好得多了。黄香中医认为是很有力的补药，能补血、补内脏各经，是衰弱病症的好补药，而并不适于专治某一种病。这味药在现代还需要研究，因为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香汤，确有益处。
可是，他的消化系统确是出了毛病，他夜里不能睡。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他身体较好时，二人甚至一同去做东园之游。他在仪真给米芾写的九封信把他的病描写得很明白。有一次，他这样写：“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米芾送来一种药，是麦门冬汤。苏东坡一直把米芾当晚辈看，米芾则对他十分仰望。现在苏东坡读了米芾的一篇赋之后，他预言米芾的名声已经屹立不摇，虽然二十年相交，对他所知，实嫌不足。苏东坡的病，时而觉得好些，时而觉得软弱疲乏。他的生命力受到了破坏，不是皇帝，也不是章淳，而大概是阿米巴菌。河边的湿潮气闷很难受，他让船移到转为凉爽的地方。
六月十一日，他向米芾告别，十二日过江往靖江去。在这个地区，他特别受人欢迎。到此等于还乡。诗人已自海外归来，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百姓有数千之众，立在江边，打算一看这位名人的丰采。一般都传说他要做中枢要员，执掌朝政。
他堂妹的坟墓就在靖江，她儿子柳阂现在城内。六月十二日，甚至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侄子，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祖。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可能是为堂妹写了一篇，另为堂妹夫写了一篇，不过从内容上看不太清楚，不敢确信。第一篇《祭柳仲远文》，先提到的是他妻子堂妹，然后才说：“结哦仲远，孝友恭温。”第二篇祭文更为真情流露，其中文句有：
我厄于南，天降罪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壁，云何两逝，不愁遗一。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用尺。闽也有立，气贯金石。我穷且老，似舅何益……
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已故的宰相苏颂之子，以为苏东坡是为他的亡父而哭。苏颂亡时年八十二岁。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三四十年，但是若说他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并且，在前一天，苏东坡听到他死的消息时，也没亲自到墓前去祭奠，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他这种悲伤的原因，我相信，必须从上面引证的祭文里去看。
在当地的文人不能见到苏东坡的，其中有章停的长子章援。因为苏东坡病重，谢绝见许多客人。章停一年以前也贬到雷州半岛去了，儿子正在前去探望他父亲的途中。当年苏东坡为主考官时，他曾亲自以第一名取了章援。所以章援，按一般习惯上说，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那是大概九年以前的事。章授知道他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东坡这种人物随时有再度当权的可能，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七百字的信。这封信当然很难措词。他说出不敢登门拜访的理由，并且很坦白的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曾踌躇再三。他很委婉的提到苏东坡若有辅佐君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章授深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施之苏东坡者，再施之于他父亲。他盼望能见苏东坡一面，或者得他一言，以知其态度。
章援若是以为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他就大谬不然了。苏东坡在遇赦北归的路上，就听到章停被放逐的消息。有一个人叫黄实，与苏章两家都有亲戚关系。他是章淳的女婿，同时又是苏子由第三个儿子的岳父。苏东坡听到章停被贬滴的消息，他写信对黄实说：“子厚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大夫人也。”他给章援的回信如下：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因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连归毗陵，聊自想我里。庶几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一0一年）六月十四日。
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若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元佑七年（一0九二）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一封信，可以算做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
在六月十五，他沿运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沿路在运河两岸，老百姓表示发乎真诚的欢迎。他体力较佳，已然能在船里坐起，头戴小帽，身着长袍，在炎热的夏天，两臂外露。他转身向船上别的人说：“这样欢迎，折煞人也！”
航程很短，不久到了常州，住进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皇帝上表请求允许完全退隐林下。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苏东坡现在被任命为故乡四川省一个寺院的管理人，管理庙产。当时有一种迷信，官员若有重病，辞去官职，有助于病的痊愈，也能延年益寿。意思是在上天看来，做官和抢劫人民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辞官不做就犹如向神许愿不再为恶之意。苏东坡说他也闻有此说，愿意一试。
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在家人侍奉之下，好友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他。他在南方时，钱世雄不断写信捎药物给他。每逢苏东坡觉得稍好一些，他就让儿子过写个便条去请钱世雄来闲谈。一天，钱世雄到时，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
苏东坡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然后想打开箱子，但是找不到锁匙。钱世雄安慰他说，他的病会好，一时不用急。在那一个月里，钱世雄常去探望。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他把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两目炯炯有神，似乎忘了一切。有几天，他还能写些小文札记题跋等，其中一篇是《桂酒颂》，他把这一篇送给钱世雄，知道他的好友会细心珍藏的。
七月十五，他的病况恶化。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他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即一般所谓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用的。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闻在有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钱世雄给苏东坡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
七月十八，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教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谒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
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后秦书》中，读过他的传，还依然记得。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享年六十四岁。半月之前，他曾写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由一般世俗的看法衡量，苏东坡毕生坎坷多好。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面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